“别拍。”
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决。
我放下相机，她犹豫了一会儿，把明信片递过来。
上面是二十年前的九寨沟风景，背面写着一行字：“等病好了，我们再来。”
字迹已经褪色，但那个“病”字被反复描过，笔画深得像刻进纸里。
“我丈夫写的。”
她笑了笑，眼角皱纹堆叠，“他没能等到第二次化疗结束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旧照片——妻子站在同样的位置，蓝围巾被风吹起，像道愈合中的伤口。
周阿姨的指尖在照片边缘轻轻擦过，突然怔住：“这个构图……”她快步走到观景台栏杆旁，站定，回头，阳光穿过她的白发，在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那一瞬间，她和照片里的妻子重叠了。
回到酒店那晚，我发现房门把手上的头发丝不见了。
出发前，我特意在门缝夹了一根自己的白发——现在它没了，像被风吹走的蒲公英。
走廊尽头的监控摄像头闪着红光，像只永不闭上的眼睛。
我假装弯腰系鞋带，瞥见陈丽华的影子从安全通道的门缝里漏出来，又迅速缩回去。
半夜，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动静。
睁开眼，月光把陈丽华的轮廓投在墙上——她正俯身翻我的背包，动作熟练得像在查房。
我的相机被她拿在手里，她对着窗外的路灯检查胶卷剩余数，橘色口红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
我故意翻了个身，床垫弹簧发出刺耳的呻吟。
她的背影僵住了，但没回头。
“找安眠药？”
我哑着嗓子问，“在左边口袋。”
她终于转过身，白大褂口袋里露出半截听诊器：“周叔，您睡前心率有点快。”
“被你吓的。”
她没接话，把相机放回桌上时，金属外壳碰撞出清脆的声响。
走到门口，她又停下：“明天去长海，海拔高，您最好……最好别乱跑，别乱拍，别给组织添麻烦。”
我替她说完，“知道了，陈主任。”
门关上后，我摸出藏在枕头下的备用胶卷——今天下午在景区小摊买的，过期三年，包装上落满灰尘。
长海的栈道窄得像独木桥，护栏锈迹斑斑，底下是三十米深的冰川湖泊。
老人们被勒令排成一列，像串被绑在一起的蚂蚱。
陈丽华走在最前面，每隔五分钟就回头清点人数，手里的平板电脑记录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