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道，在不了解敌人全貌的情况下贸然出击，只会重蹈覆辙，甚至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噬。
他需要一张更清晰的“地图”，一张描绘“认知寄生物”生态、历史、乃至“播种者”可能存在的蛛丝马迹的地图。
他将自己的公寓彻底变成了一个信息茧房，但这一次，不是为了隔绝信息，而是为了高度聚焦地处理信息。
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分析能力和信息检索技巧，开始了一场几乎不眠不休的“考古挖掘”。
他没有从那些喧嚣的社交媒体入手，那些地方的“噪音”太强，信息也过于碎片化。
他选择从历史的故纸堆和学术的边缘地带开始搜寻。
如果“播种者”真的存在，如果这种“认知操控”的原理并非新生事物，那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，必然会留下一些“古老的低语”。
他首先检索的是关于“集体歇斯底里”、“群体性妄想”、“社会传染病”的历史记载。
中世纪的“舞蹈狂热”、17世纪荷兰的“郁金香狂热”、近代层出不穷的末日论邪教……这些看似荒诞的历史事件，当他剥离掉时代的迷信外衣，用他所理解的“疫病逻辑”去审视时，竟然发现了惊人的一致性：核心奇点的形成、重复强化的信息、对异见的排斥、以及强烈的群体身份认同。
这些“古老的寄生物”虽然只通过口耳相传、布道、小册子作为传播媒介，但其核心运作机制与今日网络上的“模因疫病”并无二致。
它们只是披着不同的外衣，在不同时代收割着人类的非理性。
接着，他将目光投向了心理学，特别是那些曾被视为“异端”或因伦理问题而被叫停的早期实验。
他找到了一些冷战时期关于“宣传心理学”、“认知塑造”和“群体意识干预”的解密档案。
其中一些研究，对如何利用人类的认知偏差、情绪弱点来植入特定观念、甚至操纵群体行为，有着令人毛骨悚根的精准描述。
这些研究大多在中途被神秘中止，相关学者也往往下落不明或被边缘化。
在一份标注为“项目代号：回声室”的残缺报告中，闻星甚至看到了与“同频”APP运作模式高度相似的实验设计——通过算法筛选和正向激励，在隔离环境中快速培养高度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