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的新教育路线》为题，头一次将阿蒙从“失败的候选人”变成了教育革新实践者。
但他本人，却始终不提“归来”或“翻身”。
他只说：“我不是回来，是还没走完。”
……1994年冬，婉芙正式接受了阿蒙的求婚。
求婚的那一刻没有钻戒，没有西装，甚至没有鲜花。
他只是在一个黄昏教完课后，站在村小学门前的老槐树下，对婉芙说：“我走了很远，才知道，原来我不是在寻找机会，而是在找——谁愿意和我一起站在这里。”
婉芙没哭，只轻轻点头，拉住了他的手。
那一刻，她的手指冰凉，却握得很紧。
他们的婚礼很简单，村里的人都来了，孩子们挂着手工做的小彩旗，志愿者们一人端着一盘菜。
没有权贵，没有媒体，甚至连曼谷来的熟人也没通知。
但在场的人都知道，他们见证的，是一个人愿意在泥土中生根的承诺。
婚礼结束后，婉芙问他：“你会留一辈子吗？”
他看着她，眼神坦然：“我会一直走。
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去曼谷，甚至再卷进政治，但——我不会再一个人去了。”
……1995年春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泰代表团，在考察曼谷教育成果时，听说了“根计划”。
一位中方代表坚持亲自前往呵叻调研。
调研后，对方在报告中写道：“这不是一项临时援助，这是一次真实的、土地化的教育革命。
它不宏大，但它真实、管用、可复制。”
这份报告被送至曼谷教育部。
很快，阿蒙接到一通电话——来自素万·塔信。
“老朋友，”素万语气依旧平静，“你在乡下，搞出了点动静。”
“只是种了一颗种子。”
阿蒙回答。
“现在，有人想把它种进更大的地里。
你有兴趣回来吗？”
“以什么身份？”
“‘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特别顾问’，联合国代表建议的。”
阿蒙沉默了一会，轻声说：“我回来，但这次不是进你的泳池，也不是跳进深水区——我要建一条自己的桥。”
电话那头，素万久久未语，最后道：“欢迎回来。”
……当年的落选议员，曾被看作政治弃子的华人作家，如今以教育实践者与文化方案设计者的身份，重新被国家系统接纳。
不是以派系归属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