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没有没收我的相机。
她只是坐在床边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张旧照片的边缘，像是触摸一道早已愈合的疤痕。
“我父亲也是摄影师，”她突然说，“他最后一张照片，拍的是医院的窗帘。”
我抬头看她。
她的橘色口红已经斑驳，露出原本苍白的唇色。
“他肝癌晚期，疼得拿不稳相机，但还是坚持要拍。”
她扯了扯嘴角，“他说，得让照片记住他最后的样子，而不是那些P过的遗照。”
我盯着她腕表上的心率监测器，数字跳得很快。
“您知道吗？”
她轻声说，“我删掉的那些‘违规照片’，其实都备份了。”
她从手机里调出一张——阿尔茨海默症的赵爷爷，只有在镜头对准他时，才会停止颤抖。
“我以为控制镜头就能控制风险，”她苦笑，“但有些东西……根本控制不了。”
凌晨三点，陈丽华把相机还给了我。
“胶卷在抽屉里，”她说，“我没看。”
我拉开抽屉，里面是那卷被她“没收”的胶片，封口完好。
“为什么？”
我问。
她站在门口，背影被走廊的应急灯拉得很长。
“因为明天要下暴雨，”她头也不回地说，“而您应该有机会……拍完那组照片。”
早餐时，周阿姨没来。
服务员说她一早就去了湖边。
我在栈道上找到她时，她正对着湖水梳头，白发披散，像一片将融未融的雪。
“我丈夫是舞蹈演员，”她突然说，“他走之前，说想再看我跳一次。”
风把她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。
“可我再也没跳过。”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节目单——上面印着她年轻时演出的剧照，身姿舒展，像只振翅的鹤。
“您昨天拍的照片，”她看向我，“能给我一张吗？”
我递给她一张——晨光中的她，白发被风吹起，指尖微微抬起，像是即将起舞的姿势。
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轻声说：“够了。”
暴雨来得比预报的更早。
我们被困在山间小亭里，雨水像瀑布一样砸在屋顶上。
陈丽华本能地掏出平板，要组织“安全报备合影”。
老人们没人动。
张伯的助听器在雷声中发出刺耳的嗡鸣，李姨紧紧攥着那支断掉的口红。
陈丽华的手指悬在屏幕上，迟迟没按下拍摄键。
我举起相机：“要不要试试……拍点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