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晚，我在妹妹家住下了。
她一夜没睡，不停地劝我逃走，说可以帮我藏起来。
但我心意已决。
10第二天上午，我给朋友高强打了电话。
“玉芳？
你回郑州了？”
高强的声音透着惊讶。
“嗯，回来了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，“强子，我杀了谷鹏跃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：“你说什么？
玉芳，你没事吧？”
“我没事，我很清醒。”
我重复道，“昨天在深圳，我杀了谷鹏跃，还把他分解了。”
“天啊...”高强倒吸一口冷气，“你...你为什么...六年了，高强，六年的地狱生活。”
我的声音开始颤抖，“我受够了。”
“那你现在在哪儿？
警方知道吗？”
“在我妹妹家。
警方还不知道，我准备去自首。”
“等等！”
高强突然说，“别急着去警局。
咱们见一面，好好想想办法。”
“没什么好想的，杀人偿命，我认了。”
“玉芳，你先别这样。”
高强的声音变得急切，“在你自首前，你应该把你的故事告诉更多人，让大家知道这六年你是怎么过来的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去找记者吧，先讲出你的故事。
也许会有人理解你，支持你。
法律是死的，但人心是活的。”
我沉默了。
也许高强说得对，如果就这样默默地去自首，没人会知道这六年我经历了什么。
我的故事会和我一起被埋葬。
“好，我跟你去见记者。”
我最终答应了。
下午2点40分，在高强和妹妹的陪同下，我来到了郑州《城市早报》。
报社里人来人往，记者们忙碌地敲打着键盘。
当我们说明来意后，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把我们带进了一间小会议室。
“您好，请问有什么事？”
她礼貌地问道。
我直视着她的眼睛：“我在深圳杀了我丈夫。”
记者愣住了，她显然没料到会听到这种话。
“别...别开玩笑...我没开玩笑。”
我卷起袖子和裤腿，露出身上累累的伤疤，“看到了吗？
这些都是他打的。
六年来，我的肋骨被打断过，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他还威胁要杀我全家...”我平静地讲述了整个故事，从1996年在服装店的初遇，到昨天在深圳的血案。
记者一边听一边记录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
“你为什么要来报社，而不
